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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个案例谈实务中盗窃罪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

2018年09月11日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盗窃罪是指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行为。它作为最古老的侵犯财产犯罪,几乎与私有制的历史一样悠久。而它也是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社会都非常普遍的一种财产犯罪。虽然在我国的刑法条文中并未明确规定盗窃罪的构成必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但是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以及法律实务工作中都认为盗窃必需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要件。

  一、盗窃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含义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简单地说,就是意图使用非法手段取得他人所有的财物所有权并转化为自己占有。对他人财物所有权的侵犯通常也影响他人行使使用、处分、收益的权能,从而影响他人对某一特定财物的所有权的正常行使。所谓“非法”,是指缺乏正当的理由、依据、程序,既包括为法律明确规定禁止,也包括一般社会观念所不容许的行为。所谓“占有”是指人对财物事实上支配、管理的状态。而刑法意义上的占有具有排他性。

  鉴于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与认定盗窃罪之间密切相关,如不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意图,则无法成立盗窃的犯罪。笔者对于三种特殊的占有情况予以简要分析是否具有非法的主观恶性。其一,行为人对财物享有某种权利,如因为民间债务纠纷,将他人的财物取回抵债的行为,因其主观上并不具有占有他人财物的恶意,而不构成盗窃罪。其二,因事实认识错误,误将他人的财物拿走的行为,如误将他人的财物当做自己的物品或者误以为是遗弃物,如果行为人的错误认识有一定合理依据,也可以排除其目的的非法性而不以盗窃罪论处。其三,明知自己无权获得某物,但认为拿走并不违法,如行为人对于他人的遗忘物的占有行为,虽然其本质上是一种不甚道德的占有行为,但其如果采取一定措施积极寻找失主,准备在能找到时就原物归还,若找不到,则占为己有。这有条件地侵占遗忘物的行为,主观目的也欠缺“非法性”,因而通常也不能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当然该种情形行为人如果拒不归还的,可以构成侵占罪。

  二、司法实践中的两个案例

  鉴于非法占有主观目的的必要性,在司法实践中对一些案例的处理也引起了困惑:案例一、吴某系某酒店收银员,负责把每天的营业款在凌晨0时前通过保险箱的投钱孔放进保险箱内,保险箱钥匙则由店长保管。某日凌晨3时许,吴某趁酒店内无人之际,使用剪刀通过保险箱的投钱孔把装有4000余元现金的袋子夹出,并留下纸条,写着:“店长,我是吴某,这是我的班,我把钱拿走了,一个月之内归还,我的电话182********。”次日早晨店长上班发现营业款被偷及吴某留下的纸条,遂打电话让其于下午3点之前归还营业款,否则将报警。下午3点后,店长见吴某仍未归还钱款,便报警。派出所民警来酒店调查时再次拨打吴某电话,不久,吴某带着营业款同店长一起到派出所投案。案例二:盛某与罗某系打工认识的朋友,某日晚上,盛某约罗某一同到网吧内上网,后盛某乘着在罗某上网期间返回罗某住地,将罗某放置在裤子口袋中的4000元现金盗窃后返回老家,后罗某通过门口监控发现了盛某的盗窃行为。三个月后,盛某被罗某发现并要求其归还4000元现金,但盛某称钱款均已经被自己使用,暂时没钱归还,后盛某辩解称其是有事想要借用罗某的钱,自己打算归还。

  三、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实践中的推定

  在刑事实务中,一般盗窃案件的行为人往往是针对陌生人进行作案,其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也较为容易通过其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盗窃的地点、手段、取得财物后的用途等方面进行推定,但是在一些特殊的盗窃案件中行为人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往往以各种借口拒绝承认自己行为时的主观目的,从而增加了对主观目的的证明难度。

  前述的二个案例,行为人均已经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但是行为人对于其在实施行为当时的主观目的存在只是暂时借用的主观辩解。笔者认为,对于行为目的的认定不能简单的依据行为人的供述,而应当从客观事实、行为出发进行推断行为人案发时候的主观心理状态。上述两个案子看似均是相同的辩解,但是我们通过客观行为的推断分析后却得出了完全不一致的认定。其中案例一的吴某认定其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不构成盗窃犯罪。案例二盛某推定其实施行为时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构成盗窃罪。那么这二个盗窃案例,为什么会存在不一样的处理结果,在司法实践中针对行为人的辩解,如何推定其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必须引起我们的思考。

  理论上而言,使用占有是指以非法取得财物的使用权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其特点主要有三:第一行为是出于使用的目的,第二行为人采用了秘密窃取的行为,第三行为人主观上并不是为了将他人所有的公私财物转为自己占有,而是为了暂时性的获取财物的使用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明确规定偷开他人机动车的,将车辆送回未造成丢失的,按照其所实施的其他犯罪从重处罚。 也就是说在暂时使用,完整归还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也认为可以不作为盗窃犯罪处理。笔者认为,如何区分暂时借用的占有还是非法目的的占有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予以分析推定:

  第一、行为人与被害方之间的关系。在实务过程中,针对行为人提出的暂时借用的辩解,我们往往需要根据行为人与被害方之间关系进行分析,予以确认行为人是否存在合法取得财物的可能性,当然这里所称的合法取得是指行为人通过代为保管、借用等方式取得财物。案例一中吴某作为被盗公司的员工,公司掌握着吴某的基本信息,同时也可以通过吴某的工作所得予以扣去相应的金额,其具有暂时借用并按时予以归还的可能性。案例二中虽然盛某与罗某系朋友关系,但是两人系外出打工认识,交往不深,除了盛某的名字之外,其他信息一概不知,显然两人之间的亲密程度不足以达到罗某可以通过不问自取的方式取得罗某的财物的情形。

  第二、行为人对于财物的取得方法。所谓的暂时借用主要包括双发达成合意后的借用和单方未经许可的行为。针对行为人在取得财物的方式方法以及取得后的后续行为,是否具有民事借用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推定行为人在行为当时的主观心理。结合案例一中吴某在取得财物后,留下纸条告知了财物的所有人自己窃取财物的行为,并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以及说明了归还的时间,这一行为虽然是单方的借款行为,但是其给予了被害人及时发现并索回财物的线索和可能性。案例二中盛某为了窃取罗某的财物,先是将罗某骗至网吧上网,后自己返回窃取财物,在取得财物后即逃之夭夭,无论在事先还是事后均没有告知罗某自己准备向其借取财物的行为以及归还的期限等情况,从而通过这一系列具有持续性的行为我们不难推定盛某在盗取财物时本质上并没有归还财物的主观目的,同时也佐证了盛某在实施行为时已经具备了非法占有财物的主观故意。

  第三、行为人事后对于财物的处理问题。虽然事后的行为,不能直接印证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但是根据查探行为人对于取得财物后的处置情况、归还情况往往可以印证行为人的主观心理,如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偷开他人机动车,导致车辆丢失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因此行为人在窃取财物时的目的以及后续对于财物的处理行为,是实务中推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要依据之一。结合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吴某在取得财物后将财物用于归还债务,后在被害人向其索回财物的当天下午就将所得的财物全部予以了返还,而盛某却在取得财物后逃之夭夭并将财物予以挥霍。对比两人之间的行为,我们不难发现,盛某在取得被害人的财物之后,将取得财物已经将他人所有转化为自己占有,并理所当然将其用于日常使用、消费,其主观上并不是出具一时之需、或者紧急状况的借用行为,同时在被罗某发现也也没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对此我们在推定其在实施行为时就已经产生了非法占有的主观意思的情况下,其后续的客观行为又再一次印证和强化了我们的推定。

  第四、行为人的辩解或者反驳理由是否可以推翻对其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一般情况下,只要被推定者提出相同或者更高的反驳依据,就能推翻对其不利的推定,甚至只要行为人提出的反驳力度在形式上与推定的力度相当,而司法机关不能消除这一争议,就可以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司法原则认可行为人的反驳。在案发后,吴某和盛某均提出了暂时借用的辩解,但是通过一系列的行为的分析,盛某虽然提出了只是借用的辩解,但是其在案发时还是被罗某发现后均没有归还的行为,而是以逃跑、躲避等方法企图占有财物,在被抓后也没有相应的经济能力归还财物,故盛某提出的准备归还的辩解并没有任何客观事实予以佐证,因此在行为人无法提出任何动摇上述推定的基础事实的依据,如果仅凭其供述认定案件的客观事实,则会出现对任何辩解自己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人都无法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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